1931年夏天,王若飞奉命来到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内蒙古地区,领导陕、甘、宁、绥一带的武装斗争。他化名为黄敬斋,以商人身份为掩护,进行革命工作,但不幸被捕。
在狱中,王若飞受尽了酷刑,但他并不屈服,他把法庭变成了揭露国民党的罪恶与黑暗,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、共产主义的战场。敌人为此气急败坏,但又想获取更多信息,无奈只好把他押回监狱。
1932年1月,受尽折磨的他,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,在狱中给妻子李培之写下了文章开头的那封诀别信。他告诉妻子,要永远跟着党走,要坚持真理,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,要用生命来护卫党的团结,捍卫党的利益。
“培之,别了,我们在红旗下聚齐,又在红旗下分手。战士们虽然在红旗下倒下,但革命的红旗永远不倒,它随着战士的血迹飘扬四方!这,就是我们的胜利!请你伸出双手,来迎接我们胜利吧!”
这封诀别信中没有一丝哀伤,即使面对死亡,王若飞想到的依然是对革命胜利的向往。然而,这封信“寄”出后,并没有送到李培之手中,辗转一年多之后李培之才收到。
“这封信是我爷爷在监狱当中把西服肩衬上一块白绸子撕下来,写在上面,当时托狱友带出来的。”王强说,收到信之后他的奶奶李培之没有丝毫的消沉,也没有掉眼泪,就像王若飞信里嘱咐的一样,她努力为党全心全意地工作,在上海沪东领导工人运动。
“他们两人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,所以看到这封信的时候,奶奶就觉得,既然我爷爷都已经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了,自己也应该做好准备迎接更严峻的考验,她也就很坚强。”
1937年4月,王若飞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,在五年零七个月的分别之后,经历生死考验之后的王若飞与李培之重逢了。
“听到我爷爷在太原要出狱了,我奶奶欣喜若狂,马上乘飞机飞往太原。”要见到日夜思念的妻子,王若飞也很激动,早早地就去了太原机场接她。“我奶奶去见他,说我爷爷苍老了很多,又瘦,她当时难过得流出了眼泪,我爷爷当时说话很困难。”
原来,在狱中,为了不让王若飞把身边的人都变成了党的同志,敌人就把他单独一个人关在一间小屋子里,长期与人隔断囚禁。这种非人的摧残,导致他语言能力丧失很厉害。“他当时没有人说话,就一个人每天单调地数‘12345’,很多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了。”
出狱之后,王若飞又与李培之一同继续投入到了革命中,并有了孩子,那时候,王若飞已经42岁了。中年得子,王若飞非常疼爱这个孩子。“他很爱我的父亲,对我父亲的宠爱,在延安是人人皆知的。”
然而,美好总是那么短暂。1946年1月,王若飞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,4月8日,王若飞等人登机从重庆返回延安,准备向党中央汇报工作,途中飞机失事,王若飞不幸牺牲,时年五十岁。
4月10号下午,李培之收到王若飞遇难的电报,犹如晴天霹雳。“很多人都悲痛不已,当时在追悼大会上,周恩来悲痛地报告了遇难烈士的生平事迹,在介绍我爷爷时,他说:失掉了他,好像失掉了一种力量,失掉了一种鼓励,失掉了一个帮手。 ”
“我奶奶真的很坚强,她当时正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,很多同志都担心她会承受不住这致命的打击,但她为了孩子,挺住了,为了压抑自己的悲痛,她拼命地工作。”
王强的父亲得知王若飞遇难的消息,已是一年以后。“我爷爷遇难时,我父亲才8岁,我奶奶瞒了他一年多,追悼会的时候也是瞒着我的父亲。他们父子感情非常深,我爷爷遇难的时候,他的上衣口袋都放着一张我父亲的照片,在胸口的位置。”
在《跨越时空的回信》节目中,王强给从未谋面的爷爷写了一封信,他在信中写道:“在和平年代,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就显得更加平凡,但我们也在传承着您的精神遗产,做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,努力为国家、为社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,无愧于共产党人的身份,无愧于烈士后代的身份。”